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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门关上的闷响在午后寂静的村口格外清晰。
我提着褪色的迷彩背包，站在通往老屋的土路前。
沿着记忆里的小路往家走，心里那股说不清的劲儿一点点翻上来。像近乡情怯，也像某种拖了太久之后终于要面对的亏欠。部队里练出来的警觉还在，可到了这儿，紧绷了多年的筋好像自己就松了。村东头何婶家的瓦房翻新了，贴上白瓷砖，晃得人眼睛发亮。蒋叔家的孙子蹲在门口玩泥巴，抬头看我时眼神陌生，显然不认得。
等远远看见自家院门，我脚步慢了下来。
院门是关着的。
不是那种从里面顺手闩上的关，而是外头挂了把崭新的黄铜锁，阳光一照，刺眼得很。
我心口一下沉了。
父亲从来不在白天锁门，他总说乡里乡亲的，锁门像防贼，犯不着。更不对劲的是，院子里有男人说笑的声音，粗声大气的，夹着扑克牌拍在石桌上的脆响，还有酒瓶碰来碰去的动静。
不止一个人。
我站在门外没动，耳朵先数了数，至少七八个。
墙头探出几丛杂草，在风里一摆一摆。院墙还是老样子，青砖斑驳，墙根那块我十岁时用石头刻下的“魏”字还在，只是被青苔吞了一半。
我把背包放下，手掌贴上砖墙。砖面粗糙，带着冬天的冷意。父亲年轻时亲手烧的砖，垒这个院子的时候，我还在旁边帮倒忙，泥巴糊了一身，被母亲拎回去打了两下屁股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后退两步，助跑，蹬墙，翻身。
动作比记忆里笨了点，可身体还记得怎么发力。落地时我尽量收住声，鞋底还是带起一点土，惊动了柴堆边几只麻雀，扑棱棱飞上墙头。
院子里果然坐着八个男人。
他们围在枣树下的石桌边，桌上是扑克牌、花生壳、空酒瓶，还有一只吃了一半的烧鸡。靠墙根蹲着两个年轻些的，低头玩手机，嘴里叼着烟。剩下几个穿得花里胡哨，不是紧身T恤就是皮夹克，胳膊上露着深浅不一的纹身。院里的晾衣绳上挂着几件男人的汗衫，被风吹得一晃一晃，飘出一股发酸的汗味。
我的视线很快扫了一圈。
井边塑料桶翻在地上，水淌得满地都是。鸡窝空了，只剩几根羽毛。堂屋门半掩，屋里黑沉沉的。厨房那边堆着不少陌生的纸箱和蛇皮袋，绝不是我家原来的东西。
最先看见我的是个胖子，四十来岁，左脸有道疤，从眼角斜拉到嘴边，笑不笑都显得横。他手里还捏着牌，眯着眼打量我，像在看一块自己地盘上突然冒出来的石头。
其他人也都抬起了头。
空气立刻静下来。
“我是这家的儿子。”我说。
声音比我自己想的还平。
“出门了。”他回答得很顺，“去城里亲戚家住几天。我们是远房表亲，帮忙看房子。”
远房表亲。
我差点笑出声。父亲是独子，母亲那边的亲戚大多在外省，就算真有，也轮不到这么一群货色来家里看门。更别说母亲腿有风湿，到了冬天走路都费劲，怎么可能突然跑去城里住几天。
说着，他抬手拍了拍我肩膀，劲很重，像试探，也像警告。
我侧了侧身，避开他的手。
“我就在家等。”
话一落，院子里的气氛就变了。墙根那两个玩手机的站了起来，剩下几个也不摸牌了，眼神一个比一个不善。
胖子脸上的笑淡了点：“不方便吧。我们人多，住得也挤。”
“这是我家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“我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。”
他跟我对视了几秒，最后咧嘴一笑：“行，你要等就等。自己家嘛，随便。”
我没再搭理他，提着包往堂屋走。
背后立刻响起压低声音的嘀咕，听不清具体说什么，但那种恶意不需要听懂也感觉得出来，像针一样往背上扎。
堂屋一推开，一股发霉的灰味扑面而来。
桌椅还在原来的位置，只是落了一层灰。神龛上的观音像倒了，香炉里的香灰积得发白，显然很久没人动。父母住的那间屋门是锁着的，我推了推，纹丝不动。门缝里看进去，床铺有点乱，衣柜门敞着，里面像空了一半。
厨房里灶是冷的，碗柜里少了几个常用的碗。地上有拖拽过的痕迹，从屋门口一直延伸到水缸旁。水缸被挪了位置，下面露出一块颜色不一样的地面。
我站在堂屋里，听着外面重新响起的打牌声和笑骂声，胸口像压了块石头。
太阳一点点斜下去，光从门缝里切进来，落在地上，灰尘在那道光里慢慢飘，轻得像时间也被关在这屋里没走。
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工厂主管发来的消息，问我假休到几号。我回了句“一周”，就把手机收了起来。
天黑的时候，他们在院里拉了个灯泡。昏黄灯光罩着枣树，下面烟雾缭绕，酒气越来越重。有人开始做饭，油烟味飘进堂屋。我坐在门槛上，看着他们熟门熟路地用我家的锅，拿我家的碗，像一帮赖着不走的野狗。
“不饿。”
“退伍了。”
“打工。”
他点点头，像是松了口气：“打工好，安稳。我们这种人，四处跑，挣的都是辛苦钱。”
“啥都做。”他笑，“运输、工程、收点山货，能挣钱就行。”
我没接话。
他吃完面，把碗往窗台上一搁，站起来拍了拍裤腿：“既然你想等，那就等吧。就是别乱走，村里天黑路滑，磕着碰着就不好了。”
这话说得软，里头的味儿却一点不软。
夜深后，他们陆续回屋。左右厢房各睡四个，呼噜声没一会儿就起来了，厚一阵薄一阵，吵得人太阳穴发胀。我躺在堂屋的凉席上，睁着眼看屋顶。
小时候这屋顶漏雨，父亲踩着梯子上去补瓦，我在下面扶着，母亲在旁边骂他不要命。那时候总嫌这房子旧，现在一抬头，却觉得哪根梁哪块板都顺眼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院里安静得只剩虫鸣和远处偶尔一声狗叫。就在我快闭眼的时候，耳边忽然捕捉到一点动静。
隔了一下。
又是一下。
像有人隔着厚厚的土和木板，在下面敲。
我整个人一下清醒了，呼吸都放轻了。那声音并不大，若有若无，可不是幻觉。断断续续敲了一阵，又停了。
我盯着黑暗，心跳快得发沉。
院墙东南角，原来有个小花坛，花坛下面就是我家地窖。父亲二十年前挖的，专门放红薯、白菜，夏天还冰西瓜。我白天进院时就发现那边被碎砖杂草盖着，像是故意遮掩过。
不是不想，是不能动。外头那八个人睡得再死，也不代表真没防备。现在贸然去看，只会打草惊蛇。
我硬生生把那股冲动压了回去，继续躺着，耳朵却一直绷着。后来那声音再没响过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胖子起来上厕所。他打着哈欠在院里转了一圈，走到井边停了停，又去柴房看了看，最后才站到东南角那个被碎砖盖住的地方，低头看了足足十几秒。
然后他才回屋。
我闭上眼，心里已经有数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们还在院里说话。
“胡哥说了，盯紧点，别出岔子。”
“知道，不就是个退伍的嘛。”
“能翻墙进来，就不是省油的灯。”
他看了我两秒，点点头：“成。”
十点多的时候，那八个人都出门了。胖子最后一个走，顺手把院门从外头锁上，铜锁“咔哒”一声，清清楚楚传进我耳朵里。
我等了十分钟，确定外头没动静，才起身直奔东南角。
碎砖搬开，下面的土一挖，果然碰到木板。是地窖盖板没错，可边缘全钉了长钉，还压了一层砖和土，分明是故意封死的。
我用力抬了一下，抬不动。
心往下直坠的时候，墙外忽然传来一个压得很低的声音。
“维昱。”
我猛地回头，看见何婶扒在墙头，脸都急白了，冲我拼命招手。
我翻过去，她一把拉住我就往屋里拖，进门先把门闩上，紧接着眼泪就下来了。
“你可算回来了。”她声音抖得厉害，“你爸妈在地窖里！”
我心里其实已经猜到了，可听她亲口说出来，脑子里还是“嗡”的一声。
“三天。”何婶捂着胸口，“就是那群畜生干的。领头的叫胡德元，镇上赵老板养的人，想占你家地。你爸不答应，他们就把老两口关进地窖，还对外说去城里了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何婶抹眼泪，“前天夜里我偷偷趴墙头喊过，听见你妈应了我一声，声音都不像人声了。我往里扔过馒头和水，可盖板封死了，也不知道他们拿着没有。”
“对，就是他！”
我点头，心里彻底定了。
“何婶，你帮我个忙。”我说，“他们回来要是问起我，你就说我走了，说我没等到人，先回城里了。”
“我去找人。”
“你可别自己硬来啊维昱，他们真敢下死手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我看着她，“这两天不管你听见什么，都别出来看，当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翻回自家院子后，我从背包夹层里摸出一部旧手机。老式按键机，还是当年退伍时带回来的，平时不开机，电池却一直留着。
通讯录里只有一个号码。
我当年的班长。
光听见这两个字，我喉咙就紧了下。
“班长。”我说，“我需要帮忙。”
那边安静了几秒：“说。”
我没绕弯子，把情况一口气说完。父母被关地窖，院里八个人，可能有刀有枪，当地派出所不可靠，我一个人没法保证把人安全救出来。
冯祺瑞听完只问了两个问题。
“位置。”
“多急。”
我把村名和方位报给他，又说：“我妈身体不好，已经三天了。”
“明白。”他的声音一下沉了，“手机保持畅通，别冲动，等我。”
“班长，要快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下午两点多，胡德元他们回来了。何婶果然按我说的做了，不久后胡德元站在门口往外看了几眼，骂了句什么，又回院里去了。看得出来，他们信了。
他们起疑心了。
我眼皮狠狠一跳。
父亲叫傅林，母亲叫薛丽萍。
下面没回应。
还是没回应。
他脸一沉，接过旁边人递来的铁棍，朝地窖盖板狠狠砸了一下。
那闷响隔着老远都听得我牙根发紧。
“明天早上再不签，就别怪我不客气！”
旁边几个人跟着笑。
我趴在草丛里，手死死攥住地上的冻土，指头都麻了。那一瞬间我真想冲下去，可脑子里还有最后一点清醒死死拽着我。
现在去，除了把自己送进去，什么都做不了。
夜越来越深，山坡上的风吹得脸发木。我盯着院子，一秒都不敢松。
十一点多，手机震了一下。
短信只有两个字：就位。
我抬眼看向村口，黑漆漆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可村里的狗居然没叫，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。能悄无声息摸进村的，不是一般人。
我回了条信息：院内八人，持械。地窖二人。人质优先。
那边很快回过来：待命。
我把手机握在手里，冰凉的机身贴着掌心。那种等待行动的感觉像一下又回了部队，呼吸都变得有节奏，脑子也慢慢静下来。
凌晨一点左右，村口忽然传来引擎声。
不是一辆。
几道车灯猛地撕开黑暗，笔直朝村里打来。胡德元他们立刻炸了锅，屋里灯一亮，人全跑了出来。有人拎钢管，有人拿砍刀，还有一个居然抱着把土猎枪。
胡德元脸色难看得吓人，低吼：“守住地窖！”
车灯停在院门外，紧接着，一辆接一辆的墨绿色军车在土路上排开。车门一开，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士兵鱼贯而下，动作快得几乎没有声音。巷口、院外、墙根、房后，眨眼就全被封死。
胡德元拿枪的手开始发抖。
一道熟悉的声音透过扩音器传了进来，沉稳，冷硬，压得住全场。
“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立刻放下武器，双手抱头，趴在地上！”
胡德元没动。
扩音器又响了一遍。
还是没动。
我看到他突然一咬牙，冲守地窖的那几个人吼：“把人拽出来！快！”
那几个人忙着搬砖撬板，动作乱成一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院门轰的一声被撞开。
士兵冲进去的速度快得像一股风。
“不许动！”
胡德元猛地举枪，下一秒，一声枪响炸开。
不是院里的枪，是远处狙击手开的。子弹准确打在枪管上，胡德元惨叫一声，枪飞了，人也跪了下去。剩下那七个当场吓瘫，手里的家伙噼里啪啦全扔了。
我从山坡上冲下来，翻墙进院的时候，士兵已经把人全按住了。
冯祺瑞站在院门口，穿着作战服，身形比记忆里更沉稳，也更硬。十年过去，他脸上多了点风霜，可看人的眼神还是一刀似的。
他看见我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地窖。”
我扑过去，地窖盖板已经被撬开。霉味、土味、还有发馊的气一下翻上来。手电往下一照，角落里蜷着两个人，盖着破被子，瘦得像一把枯柴。
“爸！妈！”
我声音都劈了。
母亲先抬了头，眼窝深陷，嘴唇白得发青，看见我时眼泪一下就下来了，却哭不出声。父亲撑着地想坐起来，试了两次没成，最后只抬起一只手，颤得厉害。
士兵立刻下去抬人，军医也跟着赶过来。我跪在地窖口，伸手去够父亲的手。他一把抓住我，抓得死紧，像怕一松手我又不见了。
“维昱……”他喉咙哑得厉害，“你……回来了……”
“我回来了。”我声音发颤，却还是尽量稳住，“没事了，爸，没事了。”
母亲被抬上担架时，眼睛始终没离开我。她想说话，嘴唇动了半天，最后只出来一句：“儿子……”
就这一声，我差点没站住。
救护车很快开走，送他们去军区医院。院子里只剩下押在地上的那八个人，还有满地狼藉。
胡德元脸上全是灰，手背被枪管震裂，血糊了一片。他抬头看我，眼神恶狠狠的，像条咬人的狗。
“我来。”
他啐了一口血沫：“老子自己来的。”
他不说话了。
他眼神闪了一下，很快又硬起来：“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”
冯祺瑞在旁边淡淡开口：“带走，分开审。嘴再硬，到了地方也会开。”
我看着他，没说话。
真正把这种人打垮的，不是回嘴，是让他明白，他以后连说这种话的资格都没了。
人带走后，院子安静得突然。
天边已经有点发白，冷风吹过来，枣树叶子哗啦啦响。冯祺瑞把烟踩灭，拍了拍我肩：“先去医院。”
军区医院里，母亲挂上了水，父亲在处理伤口。医生说两人严重脱水，营养不良，受了冻，好在送来得还算及时，再晚一点，尤其母亲，真不好说。
等一切忙完，天已经亮透了。
父亲靠在病床上，整个人像一下老了十岁。可看见我，他还是努力挤出个笑：“你小子……真回来了。”
“我答应过今年回来。”
“回来得好。”他眼圈发红，声音却努力撑着，“不然你妈非得以为你不要这个家了。”
母亲在旁边眼泪直往下掉，伸手拍了他一下：“瞎说什么。”
我给她掖好被角，心里那股堵了很久的东西，到了这会儿才慢慢松开。
冯祺瑞进病房时，父母还想起身谢他，被他赶紧按住了。
“叔叔阿姨，别客气，我和维昱是战友。”他说话还是那种不紧不慢的调子，可一听就让人踏实，“这事碰上了，不可能不管。”
冯祺瑞笑了笑：“混口饭吃。”
父亲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，只一个劲点头。母亲更直接，抹着眼泪说了好几遍谢谢。冯祺瑞没接这些话，转而问医生恢复情况，又交代护士多照看点，细致得很。
出去以后，他才跟我说实话。
“赵金龙，镇上开沙场的，是主使。胡德元就是他雇的打手。”冯祺瑞靠在走廊窗边，低声说，“镇派出所那边确实不干净，所以这次我没走他们的路子，已经直接把材料递到省里了。”
“有。胡德元那八个人里，有两个身上带着仿制枪，非法拘禁、故意伤害、涉黑涉恶，够他们喝一壶的。”他说到这儿顿了顿，又看我一眼，“不过，这案子怕是不止这么简单。”
“胡德元交代得不痛快，但透出来一句，说赵金龙非要你家那块地，不是盖仓库那么简单，像是知道地下有东西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冯祺瑞说，“先别告诉叔叔阿姨，等我查清再说。”
后面的事，比我想得还快。
赵金龙第二天就被抓了，在去省城活动关系的路上截住的，车里搜出几十万现金。镇派出所那位表弟也被带走调查。消息一下在县里炸开了，原先那些装聋作哑的人一个比一个反应快，慰问的慰问，道歉的道歉，脸都变得挺快。
父母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，身体慢慢缓过来。
我每次都说：“不在了，妈，没人敢来了。”
父亲嘴上不说，睡着后却总皱着眉，显然也没缓过劲。
第八天，冯祺瑞带我回了老屋。
院子已经被清理过，地上的血和酒瓶渣都没了，可那种被陌生人占过的感觉还在。尤其东南角那片，被重新揭开后，露出地窖盖板下面厚厚的水泥层。
“没有。地窖是他挖的，挖到这一层就停了，说下面是硬土，挖不动。”
“那就对了。”他点点头，“工兵探测过，地窖下面还有空腔，不小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嗯。”他看着那块地，“而且像是人工修出来的。”
这话让我后背都起了一层寒意。我在这个院子里长大，居然从来不知道脚底下还藏着别的东西。
文物部门来得很快。
领头的是个陈教授，戴眼镜，瘦高个，看着文质彬彬，一开口倒挺利索。他们带设备扫了一遍，很快就确认下面确实有个被封死的地下空间，面积不小。
“像储藏室。”陈教授蹲在探测图前说，“不是墓。”
听见不是墓，我心里莫名松了口气。要真是祖坟下面挖出个墓，那感觉也太怪了。
工棚搭起来，机器一开，地面被一点点破开。父亲本来想来，被我拦住了，只说家里做地质检测，地基有问题。老人家虽然将信将疑，可刚出过事，也没再坚持。
挖到后半夜，底下终于通了。
台阶往下，砖壁砌得很规整。灯光照进去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排排箱子，有木箱，有铁皮箱，灰尘厚得一碰就起烟。
陈教授下去看了一眼，声音都变了：“这些东西年头不短。”
箱子抬上来一只只打开。
第一箱是书。
第二箱是银元。
第三箱是瓷器。
第四箱打开的时候，周围一下全静了。
黄澄澄的一排，在灯下压得人心口发沉。
陈教授蹲在那儿数了半天，站起来时手都在抖：“这批东西，保守估计是民国时期留下的。”
后来又翻出族谱、字画、地契、账本，还有一本封皮都发脆的日记。陈教授翻了大半夜，终于从族谱里理出个头绪。
这些东西，是傅家的。
我母亲祖上，傅明远那一支。
民国年间傅家在当地算殷实人家，办过学堂，修过桥，后来世道乱了，全家南迁，临走前把大批财物封在地下，留给后人。只是后来兵荒马乱，一代接一代，消息断了，连母亲都只模模糊糊听过一点传说，谁也没想到竟然真有这么回事。
第二天，赵金龙彻底招了。
他父亲以前就是傅家的账房，知道藏物的秘密。赵金龙年轻时就听说过，一直惦记着，只是没机会。后来我家老屋落在这块宅基地上，他就一直盯着。原本想花钱买，父亲不卖，他才改了主意，找胡德元他们来硬的。
“我就想着，把地弄到手，再慢慢挖。”赵金龙在审讯室里脸灰得像纸，“谁知道你们回来得这么快……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我看着他，心里居然没太大波澜了。
比起愤怒，我更多的是后怕。就差一点，真的就差一点，人命就搭进去了。
后面的程序很复杂。
文物、近代遗产、家族财物、国家保管、海外后人查证，一项一项往下走。陈教授跟我解释得很清楚：这批东西不管最后归属怎么定，肯定不能再留在家里了，先由省里统一保管研究。
我把情况告诉父母的时候，母亲坐在床边愣了很久，最后只说：“原来你太姥姥讲的，不全是故事。”
父亲听完，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而是长长叹了口气。
“就是这些东西，差点害了人。”
母亲没说话，点了点头。
等省里把意见送下来，确认母亲作为大陆这边唯一能查到的合法后人，确实有继承资格时，父母却没怎么犹豫，直接说要捐。
父亲摆摆手：“想啥。放在我们手里，睡觉都不踏实。能留的，给我们留两本族谱，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就行。别的，交给国家，踏实。”
母亲也说：“我们老两口够用了。”
国家给了奖励，一百万元，还有对老屋宅基地的确认和保护。说多不多，说少也绝对不算少。父亲拿到文件的时候，手都在抖，可嘴里还是那句：“够了，真够了。”
老屋重新翻修那几个月，是我们家这些年最有烟火气的时候。
父亲天天在院里盯工人，今天说墙面要抹平，明天说瓦别铺歪，后天又嫌大门漆色太亮，不够庄重。母亲一边嫌他事多，一边又给工人烧水做饭，忙得脚不沾地。
我每周从城里回来一次，帮着搬东西、跑手续、买材料。忙是忙，可心里很实。
冯祺瑞也来过两回。第一次是看施工，第二次带来一份安置表。
“签吧。”他说，“市应急管理局，事业编，手续我给你跑通了。”
我拿着表，有点发愣。
退伍十年，我在外头漂着，什么活都干过，说不委屈是假的，可也早就认了。没想到三十三岁这一年，还能有这么一条路重新摆在眼前。
“少来这套。”他把笔塞我手里，“你档案条件够，名额也合适，不是我硬塞进去的。再说了，你这些年也该安稳下来了。”
我没再矫情，当场签了字。
父亲知道以后，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。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村口买了两挂鞭，说要庆祝，母亲骂他神经病，他也还是笑得合不拢嘴。
“我儿子吃上公家饭了。”他逢人就说。
那股得意劲儿，藏都藏不住。
秋天的时候，老屋终于翻好了。
白墙青瓦，院子重新铺平，柴房也修了，厨房灶台换了新的。地窖彻底封平，上头种了棵石榴树。父亲说，埋过财也埋过灾，以后不留口子了，种棵树，图个热闹，图个多子多福。
乔迁那天，村里来了不少人。
何婶提着一篮鸡蛋，见了母亲又哭一场，说那阵子真怕老两口熬不过去。老村长蒋来福也来了，腿脚不太利索，坐那儿一个劲跟父亲赔不是，说自己当初没本事。父亲给他倒满酒，只说：“过去了，不提了。”
一桌桌摆在院里，热气腾腾。风吹着枣树叶子，头顶太阳暖和得很。
我站在院门口，看着这一切，忽然有点恍惚。
几个月前，这里还是被人霸占的样子；现在，同一块地方，酒菜飘香，人来人往，笑声一串接一串。
像做了场很长的梦。
晚上送走客人，院里一下静了。父亲坐在枣树下剔牙，母亲收拾桌子，我过去帮忙，被她赶到一边，说手脚粗，别给碗摔了。
月亮升起来的时候，父亲把我叫到院角。
“维昱。”
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想过。
想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实话实说：“觉得自己混得不行，没脸回来。”
父亲听完，好半天没说话。过了会儿，他抬手在我肩上拍了一下，不重，却很稳。
“你这孩子，想岔了。”他说，“家不是你混好了才回来的地方，是你混累了也能回来的地方。”
这话一下砸进我心里，半天都没散。
我低头笑了笑，眼眶却有点发热。
“以后别老在外头硬扛着。”父亲说，“人活一辈子，能扛是本事，知道往哪儿歇，也是本事。”
“还有。”他从兜里摸出一张银行卡，硬塞给我，“奖励金留了一部分，给你在城里付首付。你工作稳了，也该考虑成家了。”
“爸，我自己有钱。”
“你有是你的，这是家里给的。”他说得不容商量，“拿着。再推我跟你急。”
母亲在屋里听见了，探出头来补一句：“别跟你爸犟，收着。”
我只好接过来。
说来也巧，没过多久，冯祺瑞说他休假要来吃饭，还带个人。
“我妹。”他说得轻飘飘的，“学法律的，刚从国外回来，听说你的事，想认识认识。”
“少废话，见个面又不掉肉。”
见面那天，父亲比我还紧张，一大早就去买鱼买肉。母亲把院子扫了三遍，连枣树底下那几片落叶都不放过。
冯祺瑞的妹妹叫冯媛，短发，戴眼镜，说话干脆利落，笑起来倒挺温和。饭桌上她跟父母聊天，不端着，也不冷场，偶尔还会跟我讨论几句案子的法律问题。
她知道得挺细，连那批财物最后怎么定性的都问到了点子上。我说到父母决定捐的时候，她看了我一眼，眼里有点说不出来的东西。
饭后我陪她在院里转，她站在石榴树边看了一会儿，又走到枣树下，仰头看叶子。
“这棵树挺有意思。”她说，“看着老，劲头倒不小。”
“跟我爸差不多。”我顺口接了一句。
“他听不见。”
“后悔回来得晚，或者后悔退伍，后悔之前那些年过得不值。”
我想了想，摇头：“不后悔。真要说，也只能说是绕了点路。但人哪有不绕路的。”
她点点头：“也是。”
冬天真正冷下来的时候，我开车带父母去城里看我新租的房子。
房子不大，两室一厅，收拾得还算整洁。父亲进门先摸墙，再看窗，再看看热水器，最后满意地点头：“行，能住。”
母亲更实际，进厨房检查灶台，进卧室摸被褥，像来验收工程。验收到她叹了口气：“你一个人住，也太冷清了。”
父亲立刻接话：“所以才让你赶紧成家。”
我被这两个人夹着，连喝口水都像在受审，只能低头认输。
送他们回村的路上，夕阳把路边田地照得发红。父亲坐在副驾打盹，母亲在后排絮叨，说石榴树要记得浇水，鸡窝该重新搭一个，过年要包什么馅的饺子。那些琐碎的话落在车里，像一层暖气，把人从里到外都捂热了。
我忽然觉得，自己这一路走到现在，其实想要的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。
无非就是这样。
父母身体还行，老屋有灯，饭桌边永远有位置留给我。遇见过坏人，也熬过去了。该守住的守住了，该回来的也回来了。
年底的时候，法院判决下来。
赵金龙十二年，胡德元十五年，李站长八年，其他人也都各有刑期。消息传回村里，大家议论了很久，最后都成了一句朴素的话——恶人总有恶报。
父亲听完，只说：“判得不冤。”
母亲没接，只把手里的佛珠转得更快了些。
除夕那晚，老屋里灯火通明。
饭桌上，母亲突然说：“维昱，明年咱家肯定更好。”
“嗯。”我夹了块红烧肉给她，“会更好。”
父亲端起酒杯，看着我，眼睛亮得很：“来，喝一个。敬团圆。”
我也端起杯子，和他轻轻碰了一下。
酒很普通，甚至有点辣，可咽下去的时候，胸口却热得发胀。
窗外烟花一朵接一朵炸开，映得院子忽明忽暗。枣树立在夜色里，枝干沉默又稳当。石榴树还小，缩在墙角，等明年开春再长。
而我知道，明年春天来了，它们都会发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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