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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写得很克制，通篇都是工作汇报的口吻，只在末尾附了几句个人想法——希望组织能考虑让自己回到部队系统。写信的人叫王恩茂，开国中将。
而到了1975年，这样一个人，被安排在芜湖当地委副书记。芜湖当时不过是皖南一座中等城市，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跟新疆完全不在一个量级。这就好比让一个指挥过集团军群的统帅，去管一个连队的后勤，任谁看了都觉得不对劲。
但王恩茂本人并没有大闹情绪。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这个人有一个特点——极度自律。他从参加革命起就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从未间断。后来整理出版的《王恩茂日记》，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，内容事无巨细，被研究者视为了解那段历史的珍贵一手材料。
一个能坚持写几十年日记的人，内心一定有极强的秩序感和纪律性。所以他到了芜湖之后，没有消极怠工，更没有四处诉苦，而是老老实实地做好手头的每一件事。 但他心里清楚，自己的能力和经验，在这个岗位上根本施展不开。
这就要说到一种非常稀缺的能力——军政复合型治理能力。简单地说，王恩茂既懂军事，又懂政治工作，还懂经济建设，而且他最厉害的地方在于，他能把这三样东西融为一体。
这种能力最早成型于南泥湾。当年359旅搞大生产，表面上看是种地，实际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＂军队经济化＂实验。王震是旅长，负责拍板决策和对外协调，而王恩茂作为副政委，承担的是整个运动中最棘手的环节——如何让一群只想打仗的年轻军人心甘情愿拿起锄头。
这个问题比表面上看起来难得多。军人以战斗为天职，你突然告诉他＂种地就是打仗＂，他本能地会抵触。王恩茂的做法不是居高临下地训话，而是自己先下田，先干最苦最累的活，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说服人。 他还有一个细节做得特别好：每次遇到农业技术问题，他不是装懂，而是跑去找当地老农请教，然后把学到的东西带回来教给战士。
这种＂身先士卒+虚心学习＂的工作作风，后来在新疆被放大了无数倍。
1949年进军新疆，很多人只知道王震，不太了解王恩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。实际上，如果说王震是那把劈开新疆局面的刀，那王恩茂就是让这把刀保持锋利的磨刀石。王震性格刚猛，适合开路，但治理需要耐心和细腻，这恰恰是王恩茂的长项。
进疆之后，王恩茂面对的局面比南泥湾复杂百倍。这里有民族问题、宗教问题、残余势力问题、边境安全问题，任何一个处理不好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 他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大刀阔斧地推行政策，而是花大量时间做调查研究。他走遍了南疆北疆的牧区和农村，跟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、蒙古族等各族群众面对面交流。
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。王恩茂到牧区调研时，不是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＂视察＂，而是尽量轻车简从，直接住到牧民的帐篷里。他跟牧民一起放羊，一起吃手抓饭，聊的都是最实际的问题——今年草场怎么样，牲畜有没有生病，孩子能不能上学。
王恩茂在新疆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，就是推动并完善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运作模式。这个模式的核心思路，其实就是南泥湾经验的升级版——军队在驻防的同时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，既解决了部队给养问题，又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，还起到了稳固边防的战略作用。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今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底层逻辑，就是从当年王恩茂和王震在南泥湾种出的那片庄稼地里长出来的。 一个人能把二十多岁时积累的经验，在四十多岁时运用到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并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，这种能力放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的。
而且毛主席特意强调要把王恩茂安排回军队，而不是给他换一个更高的地方职务，这说明主席非常清楚，王恩茂的核心优势是军政结合，离开了军队体系，他的能力就像脱离了水的鱼。 这个判断后来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。
王恩茂到南京军区担任副政委后，很快就展现出了游刃有余的状态。此后他调任吉林省委工作，表现同样出色，又进入中央委员的行列。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，他心里最记挂的地方，始终是新疆。
接到调令时，王恩茂已经年近七十。他没有犹豫，带着家人就出发了。据说他踏上新疆土地的那一刻，眼眶是湿润的。 新疆各族群众自发组织了欢迎活动，老百姓说的话很朴实：＂王书记回来了，我们放心了。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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